周光权代表：五措并举大幅提高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

证人出庭率低下一直是刑事审判中的“老大难”问题。“证人作证难，出庭更难，讲真话难上加难”，使得法律规定的证人制度落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遭遇瓶颈，司法公正难以保证。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周光权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呼吁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采取有力措施，大幅度提高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

《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做了明确规定，但从刑事审判的现状来看，证人出庭率一直不理想，刑事审判中普遍见不到证人。周光权在调研中了解到，有的基层法院审理数百件甚至上千件刑事案件，却没有一个证人出庭。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他分析说，证人出庭率低，一方面与传统的“以侦查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有关，对侦查、公诉机关的高度信赖阻碍证人出庭，审判机关与侦查、公诉机关具有天然亲和性，配合有余、制约不足，法官基于证言可能发生变化增加审理难度的压力，以及对无罪判决引发后果的担忧等原因，对证人出庭持消极甚至抵触态度。

另一方面，证人出庭率低也与不合理的考核指标有关。现有的司法绩效考核体系往往将结案率、服判息诉率、上诉率、发回重审和改判率等作为量化考核的硬指标。为提高结案率，法官自身不愿意增加案件难度；为提高服判息诉率、减少发改率，不得不减少抗诉案件，往往在审判前与检察机关沟通，采取“不抵抗”对策，不敢担当，想尽办法不让证人出庭。

周光权表示，提高证人出庭率，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刑事案件都要有证人出庭。基层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90%以上均为事实清楚、案情简单、当事人自愿认罪的案件，这些案件并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就能定案，因此无须传唤证人出庭。但是，对于疑难、复杂案件以及被告人不认罪、辩护人坚持做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对事实和证据分歧极大、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案件，证据是诉讼的基石，证人不出庭将会严重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为此，周光权建议“两高”认真研究，就刑事案件证人出庭问题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

周光权提出五项具体建议：一、各级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必须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落实中央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两高”应当因势利导，尽快出台证人出庭的司法解释，建立健全证人强制出庭、补偿、保护等一系列制度。

二、明确证人必须出庭的案件类型。对以下案件，规定证人必须出庭：1.法官认为案情复杂、疑难，如不同证人说法不一致，对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在事实上有争议，不通知证人出庭就无法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2.被告人不认罪且辩护人坚持做无罪辩护，并申请通知证人出庭的；3.控辩双方对事实和证据分歧极大，且一方申请通知证人出庭的；4.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请求，且申请通知证人出庭的。周光权强调，对于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案件，应当建立考核机制，对未通知证人出庭的规定相应的处罚标准，以强有力地推进证人出庭制度。

三、明确“关键证人”概念。一方面，对案件的公正审理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证人不是关键证人，即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法官也可不通知出庭作证，以减轻诉讼压力，节约司法成本。另一方面，将证实犯罪构成要件的证人、影响罪名认定的证人、证实重大量刑情节的证人确定为关键证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的，应当通知出庭，以保障司法公正。

四、建立证人出庭权利保障配套措施。1.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制度，明确证人的补偿标准，在庭审后立即将补偿金发放给证人，确保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落到实处。2.作证方式应灵活、多元，对于需要特殊保护的证人，应利用技术手段让其在庭上“出声不出面”作证，或者采用录音、录像方式作证。3.“两高”与公安部门会商，落实《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权利保障的规定，明确公安机关为证人的权利保障机关，确保证人不会因为出庭作证遭到打击报复。

五、完善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制裁措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还规定“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为此，周光权建议“两高”细化上述规定，对证人拒不出庭或出庭后拒不作证的，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或进行处罚。例如，对应当出庭作证但拒绝出庭作证的，可以拘传、罚款或拘留，确保证人能够及时出庭作证，维护公平正义；对于在法庭上作伪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通过上述举措让应当出庭的证人必须出庭，从而破解证人出庭制度空转、出庭陈词被书面证言所替代、开庭审理流于形式等弊端，推进司法公正。”周光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