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IMF中国部负责人伯杰尔： 中国财政刺激预计将达GDP的5%

受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冲击影响，中国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滑6.8%，为1992年发布季度GDP增速数据以来的最低点。不过，伴随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复工复产在3月加速，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较前期有显著改善。最早暴发疫情的中国率先走出疫情，中国受到的冲击及复工后的经济复苏，因可能是全球轨迹的先导而受到各方极大关注。

上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首次线上春季年会期间发布了全球和主要经济体2020年增长预测。IMF预计中国2020年GDP增速为1.2%，2021年将反弹至9.2%。而全球经济的大背景则是2020年收缩3%，2021年反弹5.8%。第一财经在年会期间专访了IMF中国部负责人兼亚太部助理主任海格伯杰尔(HelgeBerger)。伯杰尔表示，尽管中国3月经济数据有所复苏，但全球需求趋于疲软，这都对中国二季度的经济情况产生影响，也可能对2020年的后几个季度构成影响。他同时表示，所幸我们拥有强大的政策支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对需求端起到提振作用。

伯杰尔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措施至今都较为节制，避免滋生长期的金融脆弱性，尤其是私营部门杠杆率已经较高、房地产市场风险需要警惕。同时，货币政策为财政刺激提供了有利的环境，IMF今年预计中国将推出可观的财政刺激，规模约为GDP的5%。若经济增速弱于预期，例如，国内需求差于预期或外部风险强化，那么则可能需要更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

多年来IMF也密切关注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在贷款利率LPR改革后，中国存款市场利率改革被各方期待。伯杰尔认为，贷款利率改革的另一个努力方向是让银行和市场参与者在决定信贷供应量和信贷利率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避免使用指令（directives）。中期来看，下一步应该逐步取消存款基准利率，进一步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他也建议，为了避免后果，在进行下一步改革前应该预先做好准备，包括增加银行资本、强化银行治理、进一步发展利率对冲工具、缩小存款利率和存款类产品利率之间的差距。

针对中国资本流入趋势的未来进展，伯杰尔认为，2月以来大幅流入的中国债市资金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在不同利率水平之间的套利，以及全球风险规避情绪的攀升。随着宏观环境和风险情绪出现变化，资金流可能也会同步调节。针对债务国高度关注的未来债务重组和处置方案，伯杰尔表示，IMF将会支持由债权人所选择的协调模式（modalities）。全球疫情敲响了警钟，在一个紧密连接的世界里，我们只有合作才能控制疫情。他说。

全球需求疲软将对中国产生影响

第一财经：IMF预计中国2020年GDP增速降至1.2%。海外疫情拐点难测，全球经济衰退仍将持续在二季度影响中国经济。如何评价中国复工复产后下一阶段面临的挑战？

伯杰尔：此次的疫情暴发是一场巨大的冲击，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都是如此。毫无疑问，突如其来的经济停滞将在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上留下印记。在IMF2020年最新预测中，中国GDP增速将仅增加1.2%，而此前IMF在1月时的预测为6%。这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录得的最低增速。

然而，我们预计2021年增速将反弹至9.2%，中国经济活动将逐步回归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除了中国，今年疫情在全球蔓延，疫情的全球演变都将影响经济情况。随着全球各国都开始经历中国年初经历的这一切冲击，全球需求趋于疲软，中国出口也将下降，这都对二季度经济产生影响，也可能对2020年后几个季度构成影响，所幸我们拥有强大的政策支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对需求端起到提振作用。

第一财经：尽管中国政策空间相较前几轮宽松周期收窄，市场仍预计中国将推出较大的刺激政策来应对冲击，包括发行特别国债。和发达经济体目前推出的刺激政策（主要经济体平均达到10%的GDP）相较，中国的刺激力度相对较低。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刺激的力度？当前什么是政策制定的优先事项？

伯杰尔：中国政策制定者在抗击疫情和支持经济这两大挑战中实现了平衡。中国努力抑制病毒传播，动用强大的资源来帮助受影响的地区，为最脆弱的经济部门和小企业提供援助和信贷支持，缓解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现在中国加速复工复产，中国政府和央行都在积极支持需求复苏，这是正确的举措。我们今年预计，中国将推出可观的财政刺激，规模约为GDP的5%。如果经济增速弱于预期，例如，国内需求差于预期或外部风险强化，那么则可能需要更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

第一财经：全球主要央行再度不惜一切代价救助经济。直升机撒钱、公司债购买都已经不存在障碍，甚至美联储通过ETF开始买垃圾债。而中国央行似乎受到诸多制约，尤其是当前债务和杠杆比例仍较高，中国央行应该如何灵活应对，在帮助经济渡过疫情的难关同时也避免滋生未来的另一场危机？

伯杰尔：中国央行在很多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央行为银行和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降低政策利率、加强再贷款和再贴现工具来定向帮助小企业。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降低疫情暴发造成的经济冲击，也支持了复苏进程。不可忽视的是，若没有央行的帮助，财政刺激反而会导致利率攀升，从而挤出私营部门投资者，因此将利率保持低位，央行实际上也强化了财政刺激的效果。

同时，中国的货币政策措施至今都较为节制，避免滋生长期的金融脆弱性，尤其是私营部门杠杆率已经较高，房地产市场风险需要警惕。

利率市场化改革应避免使用指令

第一财经：疫情之前，中国的中小银行已经出现了小范围的风险情形，疫情中，为了支持受到冲击的中小企业，当局鼓励银行允许延期贷款偿还和利息支付。3月中国M2增速高达10.1%，超过市场预期的8.8%。IMF建议要密切关注银行的资产质量，从而来决定是否要对银行进行财政支持（例如股本注入）。你如何评估和展望中国银行业在危机中的韧性？

伯杰尔：一段时间以来，这对我们都是很关键的问题。中国中小型银行的金融脆弱性值得关注。当然，中国当局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他们也开始着手解决并取得一定进展。同时，部分银行的缓冲仍呈现疲软状态，资管部门风险依旧高企，疫情的暴发和经济放缓都会导致资产质量恶化、资本充足率承压。就我们看来，这更加凸显了全面强化银行薄弱环节的紧迫性。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也需要补充资本和流动性缓冲，抑制资管产品的高风险融资安排，引入银行处置框架（bankresolutionframework），将全球最佳实践纳入方案。

第一财经：在疫情大背景下，如何评估和展望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在引入LPR推动贷款利率市场化（尽管MLF是个政策性指导）之后，各方开始更加关注存款端的情况。关于是否降低存款利率，以及存款利率如何推进市场化改革，目前存在不少不同意见，中国央行应如何推进存款端的利率改革？

伯杰尔：近期改革旨在令LPR更加市场化，这是正确的方向，未来应该扩展到所有存续贷款，这会使得贷款利率的设定更加透明，也会强化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另一个努力的方向在于，应该让银行和市场参与者在决定信贷供应量和信贷利率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避免在这一领域使用指令。

在中期来看，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逐步取消存款基准利率，进一步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了避免意外后果（unintendedconsequences），在进行下一步改革前应该要预先做好准备，包括增加银行资本、强化银行治理、进一步发展利率对冲工具、缩小存款利率和存款类产品利率之间的差距。

第一财经：3月以来，美元走强冲击全球市场。人民币尽管对美元走弱，但对一篮子货币较大幅度走升，CFETS一篮子货币指数一度从2月28日的93.1升至3月20日95.7的最高位。这会否加剧中国出口压力？未来中国汇改应如何推进？同时，疫情在全球加剧以来，国际资金加快流入中国股市和中国债市，在你看来，这是否会演变为一个长期趋势？

伯杰尔：首先，我们乐见人民币弹性不断增强，我们也鼓励中国当局继续坚持这一方向。具有弹性的汇率可以帮助缓解疫情暴发的影响，能够缓冲经济受到的外部冲击。近期人民币升值就是汇率市场应有的反应，这也体现了美国利率大幅下降。就未来而言，我们鼓励中国当局加速改革，提升汇率的灵活性，包括降低逆周期因子在每日中间价定价的使用。

近期投资组合的资金流动，大致反映了全球投资者是在全球不同利率水平之间进行套利，且全球风险规避情绪有所攀升。例如，中国国债的收益率相对更高，且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券风险更小，因此更多资金流入了中国债市，尤其是2月。随着宏观环境和风险情绪出现变化，这些投资组合的资金流可能也会同步调节。

IMF支持债权人选择的重组模式

第一财经：二十国集团（G20）近日召开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核准了《G20行动计划支持全球经济度过新冠肺炎危机》，通过了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中国也扮演积极角色。你认为中国是否应该加入巴黎俱乐部？IMF会否支持建立另一个债务联合处理平台？如何看待双边（bilaterally）处理债务的空间和效果？

伯杰尔：我们很欢迎G20对申请债务减免的低收入国家进行有时限的债务暂缓。中国是这一讨论的重要部分，因为中国既是G20的成员国也是主要的债权人。

就平台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债权人格局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包括非巴黎俱乐部债权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确保债权人之间具有有效的互动方式。当必要进行债务重组时，关键在于能够及时解决问题。这会降低债务人和债权人双方的成本。及时解决一般需要债权人之间能够有效协调。IMF的角色就是帮助成员国解决债务可持续性问题，IMF将会支持由债权人所选择的协调模式。

（注：巴黎俱乐部由全球最富裕的22个国家组成，专门为负债国和债权国提供债务处理安排，例如债务重组、债务宽减，甚至债务撤销，会址位于巴黎。如经过多番努力仍未能改善债务问题，负债国通常由IMF转介予巴黎俱乐部协助。2016年以来，各方多次邀请中国加入巴黎俱乐部，但中国更倾向于双边处理债务。）

第一财经：在IMF和全球都迫切需要全球合作抗击疫情的情况下，你是否担忧全球合作严重不足，包括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

伯杰尔：全球疫情敲响了警钟，在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政策协调和团结合作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只有合作才能控制疫情。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正看到全球合作在很多关键领域得以实现，例如通过互换额度提供美元流动性，众多国家推出财政刺激政策。

但是需要做的还很多。政策制定者必须更加努力地帮助最脆弱的部门和低收入国家，提供融资以及债务减免措施以确保稀缺资源能被用在疫情防控和治疗上。政策制定者也应该避免贸易限制，尤其是医疗资源供应方面，并且应解决全球供应链受损的问题。最后，当全球疫情得到控制，若经济复苏需要进一步支持，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协同的财政刺激来拉动需求，恢复经济增长。

第一财经：IMF的基线情境的假设是，疫情在今年上半年得到控制，全球在下半年开始经济复苏。全球和中国明年GDP分别同比增长5.8%和9.2%，也是在这个假设条件下展开的。该假设是在和病毒学家、传染病学家充分沟通后建立的，你对这个假设是否有充足的信心？

伯杰尔：如果我们共同合作，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很强劲的经济复苏，就如我们的预测那样。IMF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会达到9.2%。但我们也不能过于天真地忽视诸多下行风险，不论是疫情滋生的风险还是经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