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真正常态的重要拐点

2018-11-26 10:42已围观次

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三大改革之后，推动资源变资本、资本加杠杆，使中国经济克服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南方大水叠加形成的巨大冲击，2000年开始经济明显止跌回升，成为当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之后全世界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为加入WTO奠定了重要基础。2001年正式入世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中国，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外汇储备快速增加，财政的资源类收入大幅增长，税费收入压力大大缓解，企业税费负担相对较轻。

中国加入WTO后，成为世界经济新的火车头，带动世界经济掀起了一轮新的发展高潮，催生了不少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五国，吸引国际资本大量从美国流出。但这也使全球性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更加严峻，最终于2008年引发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危机之后，中国迅速调整宏观政策，大规模冲击经济发展，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迅猛提升，国际资本进一步扩大流入。

受全球性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束缚，中国经济自2011年四季度开始，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两位数高增长难以维持，并推动货币投放结构、财政收入结构等发生深刻变化，于2015年出现重大转轨。

1．货币投放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1999年末，央行外汇占款仅为1.41万亿元，到2014年5月末达到27.30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快速扩大。在这一过程中，为防止货币总量过快增长，央行大幅度提高存款性结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相应冻结存款性机构很大一部分存款，抑制其贷款派生货币的能力，压低货币乘数，使基础货币投放成为货币总量扩张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货币投放大量集中到央行购买外汇投放的基础货币，央行外汇占款从1999年末的1.41万亿元，一直增长到2014年5月末的27.30万亿元。这类货币投放会直接进入出售外汇的单位和个人，中间环节少、成本低（主要是兑换价差）。经济增长、收入提高，也使居民部门的本外币净存款（存款减去贷款的余额）在2015年2月末达到迄今为止的高峰值29.90万亿元。

但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外汇占款快速下降，基础货币相应收缩，到2017年末已减少近6万亿元。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全社会流动性需求随之加大，货币投放更多的依赖银行贷款，但在2016年3月之后，央行没有随同外汇占款的收缩相应实施降准，而是更多地提供扩大资金拆出的方式补充流动性，配套进行一定程度的定向降准，使银行贷款的投放越来越多的依赖央行出借资金。由此，央行对存款性机构的债权快速上升，现在基本上维持在10万亿元之上，其利率大大高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利率，这会明显增大货币投放的环节和成本（中国金融体系包括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小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社会融资体系又包括政府平台、大型央行，国有中小企业和有影响力的大型民营企业、一般中小企业、小微及三农企业、无抵押个人贷款等多个层级，可谓是全世界最复杂的融资体系），特别是小微和三农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

2．财政收入结构深刻变化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财政减税降费和扩大开支的压力随之同步加大，但财政依靠资源变现的能力却快速较弱，资源变现遇到越来越大的束缚，在强化税费征管、相应强化企业负担（即使税费标准不变甚至降低税率）的同时，大量资金依靠债务筹集，负债率和成本随之扩大，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困境。人民银行披露的存款性机构对政府债权（净）项目，2014年末为5.5万亿元，2015年末即上升到9.83万亿元，2016年末进一步上升到16.23万亿元，2107年末增加到20.49万亿元，2018年9月末为23.89万亿元，相应的，其负债成本也快速提高。

3．居民部门净存款增长发生重大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居民本外币存款减去贷款后的净存款，到2015年2月末达到29.90万亿元高峰值后不断下降，年末下降到28.16万亿元，2017年末进一步下降到24.68万亿元，不仅大大低于高峰值，而且低于2012年末的24.88万亿元，反映出2015年以来居民部门债务增长速度远高于存款增长速度。

这些数据反映出，中国2000年以来高速发展十多年，并不是一种常态，而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结果，根本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而2015年实际上成为经济增长换挡转型的重要拐点，现在正在迈入真正的常态！未来经济增长不可能再追求两位数以上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而要转为中高速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2018年到2020年，将成为换挡转型非常关键的调整转轨期，各种矛盾将相互交集、集中暴露，对此，必须清醒认识、高度警惕、准确把握，战略目标和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切实坚持稳中求进！

遗憾的是，对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其深刻影响，似乎并没有得到全社会的足够认知和重视，因此，宏观政策取向和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严重偏差，包括2018年以来我们在去杠杆、严监管、防风险的实施上出现剧烈调整，就是一个重要表现。实际上，在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换挡转型调整的关键时期，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合理的选择应该是稳杠杆，抑制杠杆率过快增长，在此基础上，稳中求进，逐步释放问题、认知问题，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降低杠杆率，并着力解决高杠杆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推动金融创新，在发展中妥善解决问题，避免急于求成，出现行政化、运动式、一刀切的去杠杆运动和政策的合成谬误，避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大起大落与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