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吕红兵：律师“会见难”回潮，应修法求解

“会见难”是律师执业经常遭遇的难题。2015年9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下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会见难”的顽疾，受到各方好评。然而，全国律师协会维权中心数据显示，2018年律师“会见难”卷土重来，侵犯律师会见权的情况出现回潮，这一趋势在2018年下半年更加明显。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国浩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吕红兵准备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提案，呼吁从立法高度切实解决律师执业“会见难”问题，并从司法救济的角度予以加强。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律师协会维权中心及各地方律师协会共接收维权案件642件，其中涉及会见权受到侵害的283件，占总件数的44.08%。从下半年的数据来看，2018年9月份各律师协会收到维权申请67件，其中侵犯律师会见权的36件，占比为53.73%；10月份收到维权申请45件，其中侵犯律师会见权的23件，占51.11%；11月份收到维权申请56件，其中侵犯律师会见权的34件，占60.71%；12月份收到维权申请50件，其中侵犯律师会见权的29件，占58%。

从统计与调研来看，办案机关以以下事由拒绝律师会见：涉黑涉恶68件，占24.03%；任意扩大法定“两类”（涉嫌国家安全与恐怖罪）案件范围62件，占21.91%；以所谓会见手续不完备等理由25件，占8.83%；以所谓督办、批示案件须上级领导批复24件，占8.48%；因联合办案或监察机关办案21件，占7.42%；案件正在由办案机关提审中11件，占3.89%；因无法正常预约、看守所限定会见时间、网上预约难等9件，占3.18%；不告知犯罪嫌疑人关押地点的8件，占2.83%；另外，无任何事由不准会见的39件，占13.78%。

吕红兵委员分析，律师“会见难”出现回潮，存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原因。“硬件原因”是律师日益增长的会见需求与看守所落后的接待能力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公安机关查办了一大批涉黑恶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增加对看守所律师会见室的供给与服务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以后，律师参与刑事案件的数量在增加，参与面更广，参与度更深，也在客观上加剧了看守所硬件设施不足的矛盾。

“软件原因”则是办案机关对律师执业权的认识有偏差，对现有法律规定的执行不到位，没有真正落实《规定》的明文要求，出于自身办案的需要甚至以案件为督办、有领导批示为由，人为随意地限制律师会见权。

针对上述“硬件”“软件”两方面原因，吕红兵认为，解决律师执业“会见难”问题应该“软硬兼施”，除了增加律师会见室、建立远程会见视频系统等，还应该从立法高度加以解决，并加强事后救济。

首先应修改相关法律。一是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进一步明确刑辩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并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二是进一步完善《律师法》，明确界定律师执业权的具体内容、行使方式、保障措施、救济手段、法律责任。此外，将目前已经实施并行之有效的律师维权联席会议制度、应急处置机制、异地协同方式，以及律师协会作为维护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业主体和职责权限，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和规范。

其次，应该强化救济途径，落实《规定》中有关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害的救济措施，并应进一步强调：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力也有义务对办案机关相关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并追究相应责任；人大常委会作为权力机构，对法律实施进行监督负有职责，应当定期开展对《律师法》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对维护律师执业权利的专项监督。

吕红兵提到，“两高三部”已于2017年6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建议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于侵犯律师会见权利期间所获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应当予以排除，明确不能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

吕红兵强调，应该推动构建司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与律师队伍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相互支持、相互监督，正当交往、良性互动的新型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司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安机关应从全面依法治国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重要性，健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工作制度机制，把法律已规定的律师执业权利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