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通缩趋势下，给有孩家庭发钱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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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围绕生育、育幼、教育、住房、就业等提出13项具体支持措施。

消息一出，引发关注和热议。这是继2021年7月20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之后，国家在生育政策方面发布的又一重大文件。

过去3年，各地在经济支持、服务支持、时间支持、文化支持等方面出台了多种生育支持措施。不过，这些政策分布在不同级别的政府文件里，内容也比较零散。《若干措施》要求，各地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坚持和完善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投入力度，精心组织实施。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放开三胎”，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一直在推进。从中央到地方，对生育支持越来越来重视。这背后，是我国严重的人口问题。2022年和2023年中国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两年的人口减少量超过了日本过去十多年持续减少的人口总量一半。人口问题带来的影响是长远的，影响范围也很广。但就全球各国的经验来看，在人口出生率下滑到一定阶段后，要稳住乃至提升出生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就成为一件必须做、且“宜早不宜迟”的事。一直以来，作为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更多以人口学者的身份公开发言。他是最早呼吁和推动人口政策改革的学者之一，也在企业推出过多项身体力行鼓励生育的实践。早在2012年，他在《中国人太多了吗？》中下了一个结论，“中国人可以多生”。4年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9年后，三孩政策落地。2021年5月，解读人口七普数据时梁建章曾极为大胆地建议，生育1个孩子给予100万元奖励。两个月后，四川攀枝花成为全国第一个发放育儿补贴的城市。2022年，中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同期，生育补贴、购房优惠、发展托育服务、允许非婚生子女落户等一系列政策落地。在梁建章看来，这些政策也还只是开始。

关于近日的《若干措施》，我们专访了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以下为采访精编，细细品读，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口 述：梁建章 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

采 访：袁子昊 米丽萍

编 辑：袁子昊 米丽萍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一、通缩趋势下，给有孩家庭发钱一举两得

问：前两天的《若干措施》，不知您是否关注到了，对此您是如何看的？

梁建章：对于政策的发布我还是要点赞的，尽管在具体的落实上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但是从它的理念、积极程度来看，都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过去我们很少听到在很宏观的层面来讲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就算讲了，可能也只是寥寥几句话，但现在出台了一份几千字的文件，变化是非常大的，这就代表了国家的一种重视程度。

并且你去看这份文件的内容，基本上我过往多次提倡的政策措施都覆盖到了，很多比我提的要更细，甚至有些我没有提到过的，文件里面也包含了。

当然，一份文件纲领只是一个开始，里面的每项政策真要落到实处，可能要几万字才能够，但至少目标明确了。

问：在您看来，在当下这个节点，这份文件（《若干措施》）的价值和意义几何？

梁建章：当下这个节点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国内面临经济通缩的挑战，供给有余、需求不足，正是需要发钱刺激的时候，并且这个钱要能发到真正有需要的人手里，所以给有孩家庭发钱也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

这里可以先看两组数据：

从地理的横向维度来看，与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GDP占比偏低。

观察2012至2021年间主要国家的GDP需求结构，中国居民消费率只有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了19个百分点。与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居民消费率低了9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了11个百分点。

与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中国消费低、投资高的特点更为显著。

从历史的纵向维度来比较，1983年中国职工总工资占GDP比重最高为33.89%，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占GDP比重分别为62.45%和52.01%。

到了2022年，职工总工资、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居民总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24.02%、43.03%和28.62%。

为什么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偏低？有以下几点原因：

1.大量增发的货币主要流向了央企、国企和地方城投，而不是流向民企和居民手中，广大的普通家庭没有足够的钱来消费；

2.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缺乏信心，担心未来收入下降，而不敢大胆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居民预防性储蓄大幅增加。

3.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中，政府部门占有过高比重的收入。

会看到现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表面上宽松，但只是把钱发给了企业而没有发给家庭。但如果企业对于消费市场和人口趋势持续悲观，那么企业就不会增加投入。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就是要把“真金白银“给到家庭。

当然可能有人会担心，给家庭发钱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这里的前提条件，要看产能是否有余以及就业是否充分。而当下的中国恰好处于供给足够充足、就业潜力未完全释放的阶段，而通过刺激消费，刚好可以把闲置的产能和劳动力利用起来。

事实上，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当前经济需求不足的问题正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并已经有大量相关的政策出台，包括最近也推出的一些行业的消费券补贴，但是我觉得发放现金更容易操作，且不会偏向个别商品和行业。

并且更好的且更加公平的方式是发钱给育儿家庭，因为育儿家庭承担为社会养育孩子的负担，同时有助于改善中国现在面临的严重少子化问题。

当下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同时，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也面临下行压力。2022年生育率只有1.05，仅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从2017至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已经连续七年下降。

根据全国人口第七次普查修订数据，2016年出生人口达到1883万人，出生率为13.57‰。而2023年出生人口只有902万人，出生率只有6.39‰，均不及2016年的一半，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

中国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原因有很多方面，而这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中国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

因此，给育儿家庭发钱，是降低生育成本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并且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短期来看，给孩子发钱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信心。如果把钱支付给了家庭，可以刺激、增加各种消费需求；而如果能够为多孩家庭买房提供更好的贷款政策，对房地产的拉动也是件好事；

长期来看，人口的增加能够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为什么人口对创新重要？首先站在规模效应的角度看，人口规模是创新的一大优势，一个人口规模大的国家其中的企业也拥有更多的优势；而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持续向好，反过来也有利于为人口增长提供更好的环节，形成良性循环。

问：可能会有人质疑，将全民税收来的钱只发给有孩家庭，对于单身人群和丁克家庭来说是否公平？

梁建章：从回报来讲，鼓励生育的钱从财政转移支付给了家庭，并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如果鼓励生育有效果，也就是说家庭因此多生了个孩子，那么只要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对社会的贡献大于鼓励生育的钱，就是有正回报的，也就是额外创造了更多的财富。

另外，给育儿家庭发钱比以往的基建投资更加有长期的回报。发钱刺激经济是否健康，最关键是要看是否会有长期好的回报，如果投资扩充一些过剩的产能或者一些低效的基建项目，未来就会加剧产能过剩，金融坏账等问题。但孩子未来对整个社会的税收和社保的贡献，会惠及所有人，这其中也包括不生孩子的人。

现行的税收制度和养老金制度实际是生孩子的人补贴了不生孩子的人，提供生育福利只是缓解了这种不公平。

并且，孩子是未来的创新者、建设者、奋斗者和纳税者，所以育儿家庭其实是在为国家的未来而辛苦抚养孩子。给予这些家庭足够的补贴不仅公平，而且有必要。

二、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生孩子了？

问：目前来看，全球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体是下降的，我之前也看到报道，讲日本东京周边过去很热闹的街区，现在都是关门状态，街上也没有多少人住，欧洲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也都挺好的，但是大家都还是不愿意生，那么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下降似乎也是大势所趋，那国家颁布的这个措施好像也是白费功夫，阻止不了这种趋势？

梁建章：这里需要深入去看，你看到欧洲还有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确实人口不行，但是在数据上，它们的情况还是比中国要好很多。

从生育率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家庭平均只生一个孩子，欧洲生1.6个孩子，日本生1.3个孩子，介于中国和欧洲之间。

如果中国能够把生育率提高30%，达到和日本一样生1.3个孩子，也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很多，如果能够提高到1.6和欧洲一样，那比现在好太多了。

所以不是说它们的政策没有用，它们的政策是有用的，而且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的话，它们如今的状况可能更糟糕，中国现在正是比它们差得多的情况。

问：为什么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比所有发达国家都更加严重呢？在您看来，影响国内生育率的几个重要因素是什么？

梁建章：除了中国曾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外，归根结底就三个东西，一个是金钱成本，一个是时间成本，还有一个就是整个生育环境，涉及教育制度、工作制度等等。这里再延伸开来讲三个具象化的方面就能更清楚感知到了：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最高的。

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超过20，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尤其是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是非常高。比如，Numbeo（发布全球国家和城市数据的数据库）的数据显示，深圳房价收入比达到40，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就算全家不吃不喝也需要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

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要高出两三倍，如此夸张的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最高的。

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导致家长不得不为此消耗高昂的费用和精力，同时庞大的补课产业使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也是最高的。

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中国是6.3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仅次于韩国。

第三，中国的生育环境远不如发达国家友好，在工作环境、产假制度、托幼机构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补齐。

拿托幼机构举例，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严重缺少托儿所。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托育服务的供给，我觉得还是远远不够的，国内现在幼儿园、小学已经出现了过剩，那么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幼儿园、小学改成适合更低年龄孩子的托育所（班），国家在这方面也进行一定的补贴，从而实现更具普惠性质的托育服务。

其实从政策角度来看，培育人口数量是最难的。难在何处？无论是提高生育率还是引进移民，都是一项综合工程。

首先需要宜居的城市，但房价不能太贵；

其次有高质量的教育，但学习负担不能太重；

最后还需要向家庭倾斜的福利政策和其他方面的民生保障，这样才能让家庭愿意生更多的孩子。

好在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已经在行动，并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

三、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这么多的人吗？

问：当下可能还有一个观点，随着AI时代的加速到来，大量的工作在接下来会被AI所替代，那么我们还需要这么多人吗？

梁建章：我们不能把人仅仅从劳动力的角度来看，要从创新角度来看问题。

从微观层面看，具体的创新方向是不可预测的，在宏观层面，一个国家的创新力源自其创新者的思想交流。

而创新者，可能是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也可能是某个关键零部件厂的老板，也可能是一位用户，与这些创新者进行交流，是产生创新想法的源泉。

一个国家的创新力取决于人口数量、人口能力，以及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这四个变量分别对应规模效应、老龄化效应、聚集效应和流动效应。

其中规模效应在现代经济中无处不在，对于高科技或文化行业来说，由于其研发创新的固定投入是主要成本，规模效应就更加显著。

并且，在当下日益重要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等信息服务领域来说，大国人口规模的优势仍然无可替代。这些行业的关键在于先发优势。一旦某家企业抢先取得了大量客户，形成了网络效应，其他公司就很难追赶。在一个网络效应发挥巨大作用的行业中，赢家将是那些能够率先跨越客户规模“临界值”的企业。

举个例子，如果1000万名客户代表一个“临界值”，要达到这个临界值，在美国市场上（其人口总数为3亿人）所必需的渗透率约为3%。对于总人口只有1亿人的日本来说，所必需的渗透率则为10%。而在中国，这一比率小于1%。

也因此，如果比较某项创新达到临界值的时机，美国市场通常会比日本市场快一些。

并且，人口的质量也是与数量分不开的。小国家不可能造火箭，要造芯片也很容易被掐死。现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也在发展，会降低一部分对人的需求，但也需要人的不可替代性。我们需要天才的产生来带动创新的产生，一千个人中筛选出的天才和一万个人筛选出的天才是不一样的。

而从另一个维度来看，人口生育率下降会带来更严重的老化问题。低生育率不仅造成人口规模减小，而且必然导致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有天赋的创业者，一般都是在30多岁时最具创造能力。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提升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能力。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

老龄化还存在一种阻挡效应，即老年人会影响年轻人的活力。一个员工获得高级职位的概率，取决于相关领域内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如果公司里存在大量四五十岁的员工，那么年轻员工就不太可能被赋予更多的管理责任，因为高级职位已经被年长的员工所占据。因此，一个国家的年龄结构，可能成为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

整体结构趋于年轻的社会，会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来获得创业所必需的技能。

相反，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规模不断缩小，年轻员工的晋升较慢，拥有的影响力较小，技能也较差，所以难以成为潜在的企业家。因此，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里，不仅年轻人的数量变少，而且由于他们的发展被数量更多的老年人所阻碍，所以年轻人很难创业。

问：除了《若干措施》中的政策外，您还有什么补充性的建议或者看法吗？

梁建章：就像前面讲到的，《若干措施》主要从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两大方面入手，但是中国家长在孩子教育方面的压力也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也是生育意愿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数据上来看，这个结果与这些国家巨大的考试和升学压力直接相关。而国内的高考制度，使得家长的教育压力一点也不比这些国家低，有统计表示，中国学生的补课和学习时间是全球最多的。

因此，降低升学和择校的压力，会对中国的生育率有巨大的提升，其作用可能比前面所提的任何一项单独降低成本的措施都要大。但是教育改革不仅与金钱有关，而且牵涉各方利益，制度设计极其复杂。

短期来看，比较容易实行的改革方案是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取消中考并且将中小学阶段的时间从12年缩短到10年，以减轻社会和家长的抚养压力，也可以让年轻人毕业后有更多的时间成家立业。尤其是对于高学历的女性，多了两年的时间，就有更多的时间谈恋爱、组织家庭、兼顾职业发展。

长期来看，应该普及大学通识教育，淡化高考，把大学毕业考或者考研作为主要的筛选考试。延后分层考试，这样可以缓解高考复习的压力，从而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大学教育普及化和通识化，也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上述改革非常大胆前卫，但是教育负担过重不仅是导致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还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和人才流失，所以教育改革必须知难而上，并把教育制度的改革作为人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无论是这次《若干措施》中的政策，还是将来进一步推动的政策改革，这些政策的落实和改革难度都很大，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

鼓励生育其实就是一种长期投资，20年后就会产生回报。因为更多的出生人口，20年后将进入社会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贡献，所以对于现在的中青年来说，20年后就可以获益。

即使对于短期来说，现在增加出生人口，也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而要维持中华文明传承和国家的长久繁荣，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迟早要做到的，并且越早越做到越好。

排版 | 微澜编辑 | 正风 主编 | 孙允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