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副市长殷勇：纾困基金救助的民企已过最难时刻

2018年末加速拯救的“几家抬”政策出炉至今，效果究竟如何？又应注意哪些问题？

3月27日上午，在博鳌论坛上，北京市副市长回答财新记者现场提问时称，目前北京市纾困基金所救助的几家企业，都已经摆脱了流动性最紧张的时刻，现在已经进入了企业管理自身财务风险、管理自身竞争能力，以谋求进一步发展的窗口期。不过，殷勇并未明确，纾困基金是否已经退出了这些企业。

从2018年二季度起，全社会信用收缩明显，在金融、环保、法治等多个政策共振下，民企阵痛感明显。此事反映在金融领域，多体现为民企在股权质押和债券市场的踩踏式下跌甚至违约。（见《财新周刊》2018年第43期《》）

在博鳌论坛上，殷勇也指出，2018年下半年以来，北京市上市民企，由于股权质押面临强制平仓的风险，导致北京市民企“系统性出让控股权”，其债务问题也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

2018年10月以来，深圳市、北京市等地陆续召开纾困上市民企的座谈会，比如要求券商不得平仓、不得冻结股权等。2018年11月，北京市三家企业（002310.SZ）、（300070.SZ）、（002385.SZ），被选为当地第一批获得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资格的企业，这意味着央行在帮助企业增信。（见《财新周刊》2018年第45期封面报道《》）

在一系列的救民企政策中，声势最大的莫过于地方政府成立的纾困基金。比如，北京海淀区的纾困基金就高达100亿。但是，市场陆续发现，一些纾困基金拯救了涉嫌财务造假的上市公司，一些上市企业的股东在纾困基金进入后立马减持，一些纾困基金“雷声大雨点小”，政府还在找钱中。

比如，就在北京市海淀区宣布投入1个亿的纾困基金之后，博天环境（603603.SH）的第二、第三和第四股东就拟进行“清仓式减持”，总共套现约20亿元，此事引发市场哗然。随后，上交所下发问询函，要求博天环境披露，该公司所获得的纾困贷款的资金来源、金额、资金取得方以及具体用途。

对于这些纾困基金引发的问题，政府应如何看待？殷勇表示，在北京市纾困基金的操作中，第一考虑避免国进民退，“不想借这样一个机会，让国有资本把民营企业接管了”。比如2018年12月，东方园林实际控制人何巧女、唐凯夫妇，按照前一日收盘价九折的价格，把5%的股权转让给了北京朝阳区国资旗下的盈润汇民公司，转让价为10.14亿元。

据财新记者了解，北京市限制国资承接大股东股权转让的比例。根据不同情况最高在5%或10%，以保持民资股权不被过分稀释。

第二控制道德风险，“不能让企业产生依赖，（认为）只要充分地利用杠杆，最后出问题的时候政府一定会出来救。”殷勇指出，被救助的企业大股东，要跟北京市的纾困基金设置比资本市场一般水平更高的兜底条款。据财新记者了解，这些兜底条款包括业绩对赌、阶段性禁止分红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