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评论|直面疫情与公民责任

2020-01-27 15:25已围观次

/火线评论有一种声音在问：现在存在四种人，令人不安甚至心惊：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其他出现发烧发热等症状者以及与上述三种人有接触者。其中，确诊患者即被隔离治疗，疑似患者通过核酸检测亦可转为确诊患者或者排除。而其他出现发烧发热等者和与上述三种人有接触者，又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代表了不少人的困惑。但答案，早就写在《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中了。这条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一：这部法律并没有区分前面所说的四类人，而是强调“一切单位和个人”。重要的话不一定都需要说三遍，但可以进一步阐释：无论你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无论你是家财万贯，还是一贫如洗，无论你是否属于前面说的“四类人”，在这条法律规定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无差别的。

第二：这条法律并没有设定被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人所需要具备或发生的条件。这就意味着，即使你不发烧、不发热，即使你是完全健康的，也必须接受预防、控制措施，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当然在平时的生活中较为少见而已，但战时则不同）。这是一切单位和个人的法定义务——公民没有拒绝履行法定义务的权利，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行政或者刑事处罚。

第三：结合当下实际情况，一旦出现发热发烧等症状，或者与上述三种人有接触者，是“必须”接受预防、控制措施。这里的“必须”，不是经常出现在法律条文中的“可以”，也不是“应当”，而就是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必须”。

对公民来说，法律条文中的“可以”意味着可做可不做，是倡导性条款；“应当”就是“必须”，两者都是强制性条款，但如果公民没有按照“应当”的规定去做，法律后果的严厉程度一般稍低于没有按照“必须”的规定去做的法律后果。

所以，这里的“必须”意味着最高等级的公民义务。对公民而言，不仅不存在一丝一毫消极层面“不作为”的讨价还价，而且是积极层面“作为”的坚决服从、配合与执行。

第四：当此特别时期，对于已经出现发烧、发热等症状的人，以及与上述三种人有接触者来说，“服从”两字要刻在心中，随时接受并服从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实施的包括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观察、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更是对社会负责。

不难想象，质疑之声自然会有：如果相关机构在采取预防、控制措施时，对相对人造成了伤害，比如泄露相关信息，甚至侵犯其权利，又该如何？

《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作出了进一步规定：首先，明确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的义务：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

其次，明确了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的罚则：因违法实施行政管理或者预防、控制措施，侵犯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条文所在的《传染病防治法》的上级部门法是卫生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它调整的是一种纵向的、以命令与服从为基本内容、以隶属性为基本特征的法律关系，体现的不是公民的“权利本位”，而是“义务本位”，是服从、执行与遵守。

“风雨中抱紧自由”，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和平时期成长，缺乏战时生活的体验和经历。即使面对这场“防疫保卫战”，大多数人恐怕也不会站在疫情防控一线。但尽量“宅”在家里，做好个人防护，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有效阻断病毒传播渠道，最大限度减少人群集聚传播风险，不给别人添麻烦，这就是在用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作贡献，履行公民责任。

疫情当然是灾难，它将我们从“平时状态”迅速转入“战时状态”。这场疫情是对每一位公民的考验；但何尝不是人生中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对现代公民而言，平时有多么爱权利，战时就应当多么爱义务；平时多么爱自由，战时就应当多么勇于承担法定义务——义务与权利本来就是“一体两面”，此时的服从则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享有自由。这理应是每一位公民的共识。唯其如此，才能在危机时刻，履行公民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