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现代治理，不是应该，而是必须

2020-01-27 08:13已围观次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牵动着每一位国人的心。相比过去的突发事件，我们注意到一些“不变”与“变”。

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依然存在，地方应急能力的短板还很明显，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思想未深入人心。与此同时，高铁网络、私家车普及加快了人员大规模流动，移动互联加大了危机舆情的复杂性，高速城镇化加深了疫情与各行各业的关联度。

在公共卫生领域，要把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化为治理的具体效能，我们还有漫长的路需要走。

第一，国家能力和社会治理“双强”的格局必须构建。

特大城市意味着特大风险聚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不是应该，而是必须。可惜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重要性。例如有地方禁止机动车在中心城区通行，很可能抑制仅存的、宝贵的社会自救力量和志愿帮扶，是很不合适的，好在其及时纠正了。我们需要深思的是，过去十年网格化、智慧城市等社会治理创新，在危机面前有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如果有，经验是什么？如果没有，又是为什么？国家如何用巧妙的方式嵌入社会、甄别社会、引导社会、动员社会，这是理论和实践的新课题。

第二，危机决策水平在实战中高下立现。

治理现代化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领导力的核心要素是决策力，危机决策更是考验地方执政能力。

本次事件恰逢2020年的春节前后，个别地方官员在决策时遇到困惑：经济数据和人民健康孰轻孰重？城市形象和获得感孰轻孰重？“政绩”和“实绩”孰轻孰重？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挤牙膏式”、朝令夕改、前后反差的应急决策，不仅错失了最佳处置时机，还增加了应对成本，更加剧了社会恐慌。

可见，危机决策不能光靠演练，这解决不了地方官员的本领恐慌和理念偏差。当然也有地方应对疫情十分得当，被赞许为“硬核操作”。为什么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也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公权力的彰显和私权利的消减需要有依法平衡机制。

不论是日常管理还是非常态的应急，都要尊重法律，尊重科学，尊重现实，本质差异在于公权力和私权利的配比。重大危机面前，人们可以理解和适度包容一些措施的程序瑕疵，但这绝不能成为常态，更不能成为将来类似情况的先例。譬如武汉返乡人员的信息该在多大范围内公布？破坏道路阻碍车辆流动是否合法合理？这些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

在危机面前，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安全是最大的责任，防控是最大的本领。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由总理、常委牵头的中央疫情领导小组对各地提出“党政同责”“防控零失误”的要求，高度重视农村疫情防控，并回应了适当延长春节假期、调整学校开学时间等民众关心的话题。这彰显出中央的决心，宁可影响一些经济数据，也要保障人民健康。期待这次危机，最终成为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