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2019】法治篇：沉案昭雪催善法 扫黑除恶又一年

死刑犯孙小果“死而复活”，最终难逃一死；教工邓世平埋尸操场，16年后沉冤得雪……回顾2019年，扫黑除恶是贯穿全年的关键词。一批重大恶性案件刷新了公众认知，揭示出形势的严峻。与此同时，扫黑扩大化也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误伤”，值得深思。

不同于以往已经开展了十多年的打黑行动，这一轮整治被冠名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为开端持续三年。从“打黑”到“扫黑”，官方强调斗争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加注重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

如果说2018年是扫黑除恶启动之年，2019年就是攻坚之年。中央政法委要求对已侦破的案件循线深挖、逐一见底。2019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要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背后“关系网”“保护伞”不放。他还专门提醒政法机关，要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坚决清除害群之马（详见:）。

这样的背景下，一大批黑恶势力和“保护伞”相继被查。2019年2月春节前后，浙江传来黑老大虞关荣背后27名“保护伞”被查的消息，其中包括省市两级政法系统18名官员，不乏杭州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这样的实权人物（详见:）。4月，官方媒体披露了湖北一个黑老大在公共场所持枪杀人只坐牢四年的恶性事件，调查显示，案发后襄樊市公安系统、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全部沦陷，八名政法干部成为“保护伞”（详见:）。

也是在4月，地方媒体首度披露，20多年前被判死刑的昆明恶霸孙小果“死而复活”，在20多年后又成为被打掉的黑恶势力典型。人们这才吃惊地发现，当年轰动一时的孙小果竟然逃过了一死。此后，中央扫黑办将此案挂牌督办，云南省委要求彻查。这起严重践踏司法权威的恶例浮出水面：早在1998年，孙小果就因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和寻衅滋事等恶行被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经过其在警界任职的母亲、继父暗箱操作，2007年再审进一步减为有期徒刑20年。服刑期间，孙小果多次违规计分受奖，一次又一次减刑后在2010年4月出狱。出狱后他重操旧业，继续纠集黑恶势力，直至在扫黑除恶中被查。

清算时刻在终将到来。经过一审、二审，孙小果因出狱后再次涉黑，12月中旬被判有期徒刑25年。12月下旬，其20多年前强奸等案再审改判死刑，法院决定与前述涉黑案合并执行死刑。受此案牵连，云南高院两任院长被处分，孙小果生母孙鹤予、继父李桥忠、云南省司法厅原巡视员罗正云等19名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获刑（详见:）。

几乎同一时间，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震惊全国。因为在操场施工质量问题上与包工头杜少平产生矛盾，2003年初，新晃一中教工邓世平被下药迷晕、捆绑、锤杀，随后埋尸操场，直至2019年夏天真相揭开（详见:）。作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头目，杜少平一审被判死刑（详见：），此案还波及怀化市、新晃县两级十多名政法官员（详见:）。

黑恶势力与“保护伞”可以称兄道弟，也可以当场反目。在重庆，一名“黑老大”受审时当庭指控，坐在一旁的检方公诉人是他的“大哥”，引起舆论哗然，也招来官方调查（详见:）。

与南方相呼应，北方扫黑与“打伞破网”也强力推进。一年前落马的内蒙古原政法委书记邢云，在2019年下半年被彻底清算，其受贿4.49亿元创下贪腐新纪录，最终获判死缓终身监禁（详见:）。邢云落马带来内蒙古政法系统剧烈震荡，曾经的自治区公安厅正副厅长，包头市政法委正副书记、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呼和浩特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等要员悉数被查（详见:）。其中，先后担任乌海、乌兰察布、包头三地公安局长，后升任自治区公安厅正厅级副庭长的孟建伟，被指为“伞上之伞”。在他庇护下，公安系统滋生了为虎作伥的多把“警伞”。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内蒙古涉黑的不止政法官员，竟然还有媒体人。内蒙古广播电视原台长赵春涛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在2019年11月30日一审获刑18年（详见:）；赵春涛的下属、内蒙古电视台中部记者站原站长苗迎春被认定为黑老大，他不仅身家上亿元，家中还搜出六七八猎枪，2019年夏天被判无期徒刑（详见:）。

作为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群体，多位律师在2019年卷入涉黑涉恶案件，引发人们对律师执业伦理和边界的思考。在青海，知名律所的女律师作为“套路贷”公司常年法律顾问，被控诈骗、敲诈两宗罪，开庭后检方又宣布撤诉（详见:）。在安徽，律师吕先三同样卷进“套路贷”案件，因涉案金额巨大，其一审被重判12年，目前尚在二审（详见:）。

扫黑除恶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一些地方出现了扩大化和滥竽充数的现象。

这一年，被冠以黑恶势力头衔的有甘肃的民营医院（详见:），有安徽产粮大县的粮站站长（详见:），有江苏农村的九旬老人（详见:），有河北唐山的海产养殖户（详见:），还有陕西深山里控诉采石场污染环境的环保人士（详见:）。陕西石泉县这起案件，检方最初指控三位村民结成“恶势力”并予以高调宣传，后来这一定性被法院推翻。

政策层面，关于恶势力、软暴力、套路贷等概念界定（详见:）和高利贷入刑（详见:）的司法规范性文件在2019年密集出台。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刑法》并未规定什么是恶势力犯罪，也没有规定何为软暴力，更没有直接规定高利贷要追究刑事责任。

学术界对扫黑除恶保持关注。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提醒，恶势力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既有联系，也存在根本差别，应当区别对待（详见:陈兴良：）；刑诉法大家陈光中教授疾呼，要坚持程序公正，每一起案件都要过事实关、程序关（详见:）。

从历史经验看，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严打”和后来的打黑政策相比，扫黑除恶对于惩治恶性案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要注意法治原则的坚持和贯彻。过往经验教训已经表明，刑事司法活动有自身规律和内在逻辑，无罪推定、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等原则不能破坏。下一步，更需推动不是从天而降的公平正义，而要使法律精神渗透进日常生活，让普通公民看得见、摸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