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批捕起诉数七年来首次披露|高检报告解读

最高检察院新一轮内设机构改革中，与未成年有关的检察职能得到前所未有加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机构。3月12日上午，最高检工作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近年来首次公布了对未成年犯罪批捕、起诉的相关情况。

报告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部分披露，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对涉嫌轻微犯罪并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不批捕15205人、不起诉8332人、附条件不起诉6959人，同比分别上升6.9%、13.8%和16%；应当依法从严惩戒的，批捕29350人、起诉39760人，同比分别上升4.4%、下降8.8%。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会同相关部门约束教育、严加惩治。

财新记者梳理发现，这是2013年以来，最高检首次公开未成年犯罪不批捕、不起诉以及批捕、起诉的具体情况。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现行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从此次公布的数据来看，对于涉嫌轻微犯罪并由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的不批捕、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人数纷纷上升。上海市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相夏称，这与我国对于未成年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关，即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不捕不诉数量提高了，说明对于轻微犯罪且有悔罪表现的这部分未成年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得到了检察机关更多的认同。”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宋英辉也告诉财新记者，我国对于未成年犯罪的总体方针是教育感化挽救，让犯罪的未成年人不再重犯。“一方面是对本人进行挽救；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的保护，各国研究表明，如果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简单处罚，而没有进行专业矫治，重犯率会很高，而且越犯越严重，给社会带来的后续成本巨大。所以检察机关在处理未成年轻微犯罪时，尽可能不采取羁押措施。”

不过受访学者均表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虽然检察机关要坚持少捕慎诉，但这不意味着绝对宽容、一放了之。“比如对于涉嫌犯罪但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要做一些义务劳动、听一些课程，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宋英辉说。

宋英辉分析认为，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公布这组数据，与最高检成立专门的未检机构有关。“未成年司法与成年人司法是两个体系，办理成年人犯罪案件强调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还要在此基础上考虑家庭监护、教育矫治等问题，办案理念、工作方式有很大差别。过去我国未成年人司法长期附属于成年人司法，对于未成年司法特有的规律认识不够。但最近几年来司法和实务部门在这方面有所加强，最高检成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人员，能够对全国检察机关处理相关案件起到指导、政策导向的作用。”

设立专门的未检机构是此轮最高检内设机构的一项重要内容，最高检专门设立了第九检察厅，负责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

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另一个颇能引发讨论的话题即犯罪低龄化。在今年1月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最高检副检察长童建明曾表示，目前未成年人犯罪逐渐低龄化，一些极端的恶性案件经常发生。财新此前也报道了湖南益阳沅江市12岁男孩持刀弑母、湖南衡阳衡南县13岁男孩锤杀父母等案件。

今年2月，最高检察院发布《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其中提及要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的临界预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2月27日下午，最高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在正义网举行的网络访谈中特别谈到这一问题，称要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相关经验做法的总结，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积极推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及时上升为法律。

对于这一机制，田相夏告诉财新记者，应当依照犯罪的行为类别、严重程度和采取的干预措施等进行分类，明确各类行为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如送到专门学校或教育中心进行教育矫治等，以便与《刑法》衔接。

财新记者注意到，对于犯罪低龄化，有不少声音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过宋英辉在接受财新采访时称自己并不赞成这种做法，“很多国家的实证研究和统计显示，凡是用刑罚的办法去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重犯率都非常高。所以我们还是主张，在《刑法》之前建立一个分级干预的体系，从小问题就开始干预，对于个别有‘大问题’的未成年人采取更强的干预和矫治。”

但是现实中的一个窘境在于，适用于涉嫌犯罪未成年人的工读学校等专门场所并未系统地建立起来，一些地方在处理未成年严重暴力犯罪时常常手足无措。宋英辉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过程中，期待在这方面建立完整规范的体系，如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个省设定多少相应的专门机构，或者在一个专门学校中分类设置针对普通违法和严重犯罪未成年的学部，明确相关学校的整体规划、师资配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