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通报典型案例：市领导给检察长打招呼，重刑犯获缓刑

2020-05-06 17:13已围观次

为防止领导干部插手个案、干预司法，中央多部门于2015年先后下发三个规范性案件，为司法人员戴上“紧箍咒”。但在实践中，依然有人自行其是。2020年5月6日，最高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六起违反“三个规定”的典型案例。

一些干部插手具体个案、干预司法办案，是影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顽疾。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

为落实上述部署，2015年中办国办、中央政法委、“两高三部”先后下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下称“三个规定”），要求对于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内部人员过问案件，以及与当事人、律师等不当接触交往行为，司法人员都要主动记录报告，并进行通报和责任追究。

这次发布的六件典型案例，有市级领导干部插手干预案件，使得被告人重罪获轻判；也有时任某直辖市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利用职务影响力，为某公司法人案件提供帮助，又为一嫌犯涉嫌强奸案的处理提供帮助，要求办案人员给予嫌犯从轻处理；还有时任某县检察院的侦监科长，私自以官方名义向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检察建议》，帮助县公安局对一起涉嫌寻衅滋事犯罪案作撤案处理。最高检检务督察局负责人透露，这些案例是从各省级检察院报送违反“三个规定”的100多件案例中筛选出来的。

在一起典型案例中，2017年2月至8月，某县级市一名市级领导干部崔某插手干预市检察院办理的彭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非法采矿罪案件，多次要求该院检察长赵某某对彭某某从轻处理，赵某某没有按照规定进行记录报告。

受崔某干扰影响，赵某某在受邀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时，明知彭某某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对法院审判委员会作出适用缓刑的决议未提出反对意见。该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该案办案组主任检察官刘某某和承办检察官韩某某，在法院对彭某某作出缓刑判决后，明知适用缓刑错误，但未提出抗诉意见。赵某某与韩某某向上级检察院汇报该案时，提出“量刑是偏轻不是畸轻，不宜抗诉”的建议，最终上级检察院未及时对彭某某案提出抗诉。

2019年7月，崔某被州纪委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2019年12月，赵某某被省纪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2019年7月，刘某某、韩某某被市监委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最高检察院政治部主任潘毅琴在发布会上表示，通过系统内巡视发现，检察机关以往执行“三个规定”的情况并不乐观，主动记录报告基本为零，与“案件一进门，请托找上门”的实际情况不符。

2019年8月以来，最高检党组要求“逢问必录”，并强调“过问或不过问都一样要依法办理”。也是在2019年8月，最高检印发了《关于建立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把记录报告的重大事项，从司法办案扩大到干部选拔任用、项目安排、工程建设、监督执纪等五个方面，明确了需要记录报告的具体情形，实行月报告制度，“零报告”的也要报告。2019年9月起，要求一月一填报、适时要通报。

《实施办法》颁布后，最高检组织全国四级检察院所有检察人员，对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受到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的情况进行集中填报，共记录报告722件。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主动记录报告2018年以来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18751件，其中反映情况、过问了解的占96.5%，干预插手的占3.5%。

“从记录报告情况看，绝大多数是社会各方面对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的监督及办案中存在问题的反映，我们真诚欢迎这种监督，我们要防止的是社会上通过各种关系、非法渠道去找检察官，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潘毅琴说。

发布会上透露的信息显示，在落实“三个规定”过程中，检察长等“关键少数”带头填报，截至目前，最高检院领导共记录报告有关重大事项95件，最高检机关共记录报告444件。

潘毅琴认为，自2019年8月严格执行“三个规定”以来，不仅检察人员更加注重规范检察办案等行为，“逢问必录”的习惯也正在逐步形成；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情况也在逐步减少，司法环境正在得到改善。“但检察机关严格执行‘三个规定’的工作刚刚起步，还存在思想认识不够到位、工作开展不够均衡、压力传导层层递减等问题，全面深入贯彻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财新记者注意到，这是潘毅琴首次亮相最高检新闻发布会，2019年11月她从重庆副市长一职转任最高检。此番新闻发布会也是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后，检务督察局首次通过发布会发布新闻。

根据《检察日报》报道，2018年底，最高检监察局更名为检务督察局。最高检副检察长童建明曾表示，相对于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的外部监督而言，检务监督局五项主要职能的核心是内部监督。五项职能之一的追责惩戒，即受理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中违反检察职能行为的控告、举报和了解核实，对司法过错责任进行认定，履行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办事机构职责。

最高检官网信息显示，检务督察局与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承担对各级检察机关执行法律、法规和最高检规定、决定的情况进行督察；承担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具体工作；承担内部审计工作；负责研究制定检务督察工作有关政策；承担最高检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