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关于当前形势的两个新判断

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我目前的看法与3月份分析会的发言基本一致：一季度负增长，上半年零增长，全年可能同比小幅增长。上半年要实现零增长，意味着二季度要把一季度的负增长追平，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下半年依然面临许多问题，所以全年想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是很难的。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难得的可以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但因为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对形势的判断有以下新的内容：

第一，关于疫情的最新判断。这一轮影响经济增长的虽然有一些中长期因素，但主要还是疫情的冲击。


中国当前的疫情可控，但疫情防控时间将拉长，并呈现常态化，这是我对中国的判断。


目前重点防控的是境外输入型病例，这一点中国有把握做好。如果说早期武汉疫情暴发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混乱，那是因为当时的决策体系对社区暴发的考虑不够，但武汉和湖北省之外的地方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这就说明我们的体系对于防控输入型病例是有足够能力的。目前来看，境外输入型病例对全国整体影响可控，说明中国在防止疫情境外输入方面效果是全球最好的，当然我们也可能是全球防控成本较高的国家。


近日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应检尽检，愿检尽检”。这是非常好的政策，能够挖出具备传染性的无症状感染者，进一步打破传播链，同时检测后对一些隔离人员可以尽快得到结论，便于解除大面积的隔离，对整个疫情防控是有好处的。“应检尽检、愿检尽检”也是我最早提出的建议（相关链接：毛振华：武汉开城和防范疫情二次暴发）。


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改变防控常态化的趋势。一方面，今年之内肯定无法研制出疫苗，因为疫苗研发需要足够长的周期，这个是由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现在也没有找到靶向特效药，基本上还是靠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对抗病毒，在这种背景下疫情防控不能掉以轻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经济工作恢复面临很大的制约。


第二，关于需求问题的判断。关于需求我主要关注两点：

一是疫情全球蔓延导致的国际需求的走弱。现在需求的情况比一个月前差一些，主要是因为国际需求的减少，因为这一个月刚好是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时期。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还有相当规模的贸易顺差？出现顺差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进口的下降。进口下降除了受原油价格下降因素影响之外，还和国内需求下降有关，国内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下降引发进口下降，导致贸易出现顺差，我们称之为“衰退性的顺差”，过去在经济下行时就出现过。


二是疫情可能引发的消费倾向和消费偏好的下移。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压力背景下，很多非刚性需求和或有需求会大大减少，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者减少对国外产品的需求。很多国家不再买那么多东西，这样对我国这样的出口大国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国内消费需求的变化也类似，大家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了，发现把十几年前的衣服拿出来也可以穿。很多人说，大概十年不买衣服鞋子也可以。在消费偏好和消费倾向下移的情况下，需求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可能需要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并不会疫情结束后马上就恢复，这个影响是中长期的。根据一季度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需求直线下降，社零额同比下降近20%，投资下降超过16%。综合来看，疫情全球蔓延、持续时间延长导致外部需求走弱，同时还带来消费倾向和消费偏好的下移。


这两个判断是比较重要的。防疫常态化和消费需求的下降都不可避免地对整个复产复工带来负面影响。这双重因素拖累下，复工复产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出口的压力都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鉴于疫情的全球蔓延，疫情对GDP的影响我们不妨悲观一点，用更困难的心态来应对，全年不必对过高的GDP增长目标抱太大希望。GDP增长目标作为努力的方向与愿景是可以的，但是要从实际出发，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疫情是全球性的问题，是人类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遇到过的，它未来带来的损失可能比我们现在预期的还要大，这种情况不是我们公布一个指标就能改变的，没有必要将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证明体制优势的指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建议还是要淡化对今年GDP增长目标的考量，因为如果指标过高，容易造成基层压力过大，导致出现数据造假等问题。公布一个明知达不到的指标出来，是搞宣传，不是搞分析，搞研究、搞预测和搞宣传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关于政策的四点建议

今年稳增长工作重点应该从当前救急和中长期应对两方面来着手，重点应放在对付疫情、疏缓民生上，并做好应对疫情之下可能的全球性危机的安排，尤其需要警惕新一轮去全球化中去中国化的问题，这是中长期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的贸易脱钩和短期疫情影响带来的叠加冲击。


我认为中央在“六稳”的基础上提出“六保”更为精准，特别是“保就业”是要害之要害，因为一旦就业出现问题，社会消费心理和消费倾向就会出现巨大变化，经济景气预期就会出现扭转。“六保”需要哪些具体政策？大家的发言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我就不多说了，主要提以下四点，总结起来就是“提高对疫情的容忍度、精准施策、保民生、补公共卫生短板”。


一是坚持把防疫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底线思维，同时提高对疫情的容忍度，加大复工复产力度。过去在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利用春节假期开展防疫工作的成本比较低。现在提出“应检尽检，愿检尽检”政策，各个地方政府可以研究结合这个政策，加大复工复产力度。因为复工复产是软指标，疫情是硬指标，出了疫情的问题会追责，出了复工复产的问题不追责，这样大家就倾向于选择容忍度比较低的政策。所以从这方面来看，政策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每个人需要精准把握政策的“度”，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的建议是要提高对疫情容忍度。


二是精准施策保，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对他们进行救助。是一个焦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六保”中有4-5个“保”和它有关，保市场主体、基层运转、民生和就业都和它有关，特别是和就业的关系最密切。所以，对于企业的纾困不是简单地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因为这个损失对全社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承受不同的损失，而是要精准帮扶负重前行的。对已经宣告破产和死亡的企业进行救助没有那么大的价值，核心是要给已经复工的企业，特别是要对已经开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给予精准帮扶。这方面的成本相对比较低，花的钱并不多。而如果搞一个大，有可能这个大未来很多年后才发挥效用，并且由于大基建项目的资本有机构成偏高，也拉动不了太多的就业，应急效率很低。


三是救民生之急，建议对全国贫困地区的人口都发一笔特别补助。疫情长时间影响下，民生会有很大的压力。我们调查了各种人群后发现，有人抱怨现在的物价高，吃不起猪肉，吃不起鸡蛋，虽然这件事情不那么普遍，但的确发生了。对我们来说，解民生之急是很重要的。发消费券是比较好的办法，因为它能够推动市场的运行，恢复市场的功能，保护市场主体。因此要坚持给困难地区特别是像武汉等进行了非常严格封城措施的地区进行救助。我曾建议，给武汉地区居民每人发一万元，给湖北的贫困人口每人发一万元，现在我觉得还可以把范围扩大，对全国贫困地区的人口都发一笔特别补助。因为贫困地区很多人地处边远地带，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打工收入，现在不能复工了，这时候就会遇到问题。发消费券既能疏解他们的困难，又能推动经济。目前来看，最好的救助方案是对全国/全省/全市人口发放统一标准的消费券，但是鼓励富裕人群或者自己认为自己有能力的人群把这些钱捐出来建立一个公益基金，再来支持低收入人群，这样比由政府来甄别谁需要救助效果更好，一万元对一个富人而言价值并不大，但是对穷人而言意义非凡。另外，由政府甄别谁更应得到补助更容易在基层产生很多次生问题，是一个比将补助向居民平均发放成本更高的方法，并不可取。


四是补好公共卫生短板。中国公共卫生的短板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大的。过去我们在其他领域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超前的高铁建设，但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却一直比较匮乏，比如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就没有。对我们来说，公共卫生的短板需要加大力度补齐，各种符合标准的全国发热门诊的建设可以大力推进。如果当时武汉地区有两三百个可以同时接纳病人的发热门诊，整个武汉地区的医疗体系就不会被透支和挤兑。所以，公共卫生要补齐短板，做好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建立国家级的公共卫生长期储备中心，我建议国家医护物资储备基地就建在武汉，这样也可以带动一部分经济发展。当前和疫情之后的这段时期正是推动中国在医药医疗防护体系、大健康领域投资和建设的窗口期。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0年4月）上的发言。

(本文作者介绍：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
（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