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地位不升反降，跟经济、政治状况有很大关系

作为女性主义者，侯虹斌对中国社会的性别现象有深入观察和思考，写过《女性进化论》等书。她长期活跃在网络上，为反家暴、女性歧视、农村女性土地分配权等问题发声，收获了近百万微博粉丝，也受到不少攻击。

在看过《82年生的金智英》和《坡道上的家》后，侯虹斌接受了第一财经专访。

全球趋向于保守

第一财经：这两年好几本反映女性困境的书被翻译出版，如《82年生的金智英》《妻子们的思秋期》《坡道上的家》，豆瓣网友评论都是成千上万条。你觉得类似题材的书陆续出版，是纯属巧合，还是有某种社会背景？

侯虹斌：不是偶然，背后是有社会背景的。大概2006年前后开始，世界经济论坛就在做女性社会地位调查的全球比较，里面有很多指标。这几年全球趋向于保守，从女性就业率等指标来看，女性地位不升反降，所以女性想发声。

另外一个社会背景就是，最近几年东亚几个国家的女性自我意识都强大了很多，而且这种观念已经普及到民间。比如中国，这几年的网络热点事件很多都与女性有关，大家讨论女性自主成了很常见的话题。同时，还有一个反向的指标：男性或者反对女权主义的人也非常踊跃。在韩国，揭开前总统朴槿惠闺蜜门丑闻、掀起巨大政治抗议源头的，是梨花女子大学的女学生们，她们的集会振奋人心，此后，韩国女性又多次举行数万人、数十万人的游行，反对偷拍、性别剥削。在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等多所医科名校，数年来篡改女生入学考试成绩、将女生数量限制在较低水平的事情被曝光后，也在日本社会引起极大的震动，更多高校类似做法同时被揭露。

当然，从世界范围内来说，女性自主意识在增强也是一种潮流。只不过，中国的女性以前没意识到，这几年的表现才更为突出。

第一财经：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女性地位在下降？

侯虹斌：女性地位上升或下降都不是孤立现象，跟经济情况、政治格局有很大关系。世界经过一段时间高速发展以后，都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有衰退的迹象，社会趋向保守，随之带来女性地位下降。比如美国倒退很明显，去年很多个州都通过了反堕胎法案，让女性不能自由掌控身体。韩国很多玩弄女性的案件背后，也有财阀影子，比如著名的艺人张紫妍自杀事件，但都是因为财阀力量太大不了了之，导致女性面临的环境更加恶劣。

普通白领更引共鸣

第一财经：到现在为止，《82年生的金智英》豆瓣网友已有4万多条评论。为何这本故事情节简单，人物也很普通的小说，不仅在韩国火，还能引起中国读者这么多共鸣？

侯虹斌：其实像贾平凹等中国作家，也写过很多农村女性的艰难遭遇，但都没有引起这么多共鸣，里面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就是金智英这个人物太普通了，是一个普通的白领，家庭不算很差，老公也不错。但书里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在生活中都碰到过无数次。读者突然之间发现，原来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事，把它写出来之后会觉得太恶心了、太难受了，包括在学校男生先吃午饭才是女生吃，各种各样的性骚扰等等，然后你才知道，原来这是不对的。很多人在里面找到了自己，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所以才引起这么大的共鸣。

第一财经：小说里有个细节让人印象很深，金智英的奶奶身为女性，对孙女照旧有性别歧视。为什么女性也会加入歧视女性的行列？

侯虹斌：歧视现象不是个人道德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谓结构性是指，在这个序列里，每个人的位置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为男人而设的，这就是为什么金智英的奶奶包括有时候妈妈或者婆婆这种角色会参与到歧视女性中来。她认同这种社会结构，认为男人是结构的核心，女性只是点缀、结构上的附庸，奶奶是要服务于这个核心结构上的人，包括爷爷、儿子、孙子。奶奶歧视金智英是为了提醒她，注重自己的本职工作，你的本职工作就是为这个结构主干上的人服务。同样，包括各种女性亲人对自己的女性后辈不好之类，也是这个原因。

甚至换一种角度去看，金智英的奶奶歧视孙女，其实是为了孙女好。为什么呢？她是在教她及时认清自己的位置，然后才能够心平气和地更好地融入这个结构里面。日本当代著名社会学学者上野千鹤子写过一本书，《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里面就谈到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厌女症，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说，时刻提醒她，你是一个附庸，必须像我一样为这个主人服务。

国产剧编剧有厌女症

第一财经：谈到这里，我想起一些热播国产剧，比如《安家》《欢乐颂》《都挺好》里，围绕重男轻女做了很多情节冲突设置。你觉得这是编剧为了提升收视率有所夸张，还是社会现实？

侯虹斌：编剧当然肯定是有一定的艺术夸张，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文章，认为编剧是把锅都甩到妈妈身上，因为真实的生活中，哪怕是妈妈出面来勒索女儿，获益的是谁？是爸爸、后面的弟弟或者哥哥，比如给爸爸还赌债，给弟弟娶媳妇，给哥哥建房子没有一个妈妈是勒索了女儿之后自己买包、旅游。通过这些现象你会发现，编剧也有厌女症，说这个女人很苦，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坏的女人在压榨她。其实不是的，在压榨女儿之前，妈妈已经把她所有一切都奉献给男人，自己被压榨得干干净净了，她只是想再去想办法为男人从自己的女儿身上挖东西，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男性。

第一财经：金智英在成长过程中，每当她遭遇性别不公时，都是同学、上班族姐姐、学姐、金组长等女性站出来。为什么只能女性帮助女性，男性能做些什么？

侯虹斌：主要是很多男性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加害者，比如随便拍一下你的肩膀，说几句黄色笑话，没意识到这个是性骚扰。相信经过这几年me too的影响，他们会提高自己的意识。但这样的人其实还是有限的，因为一直以来社会都是男权社会，男性得到了很多自由和好处，是否性骚扰、强奸，以前也是男性来定义的。现在他们发现，女性也可以定义，女性不乐意就是强奸或者性骚扰，这时他们的利益显然是受损了。女性得到的权力越多，他们的特权就越少，所以很多男性是不乐意帮助女性的，不去打击已经算不错了。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深夜一个人在外面走，女性之间都知道会很害怕。我有个男性朋友一度不理解，因为他经常晚上12点钟下班回家，就要走过一段十多分钟的路，觉得没什么。但有一天他忽然想明白了，说终于理解到有些女同事为什么不敢凌晨走这段路，一定要打车。所以这种感觉是需要很主动地、站在女性角度来想的。

第一财经：《妻子们的思秋期》的作者是男性，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男，他在前言里说，刚开始不理解那些看似优渥的全职女性的精神苦闷，采访做完才理解了。

侯虹斌：这个问题实际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的，就是我前面说的社会结构层面，社会各方各面一起来改进一些法律、制度；另外，是个人的自我苏醒和个人的自我觉悟，两方面都不可偏颇。

疫情恐影响女性权益

第一财经：随着二孩政策开放，中国全职妈妈比重也在上升。《82年生的金智英》《坡道上的家》两本小说里写的全职女性困境，是否也会在中国出现？除此之外，中国全职女性是否还会有新困难？

侯虹斌：其实韩国和日本，尤其是日本对家庭主妇的经济地位是基本保障的，而且日本的女性出去工作收入很低，权衡利弊之下很多人选择做全职主妇。但哪怕是这样，也是消磨女性的意志，因为一个社会的话语权，一定是由占据了更高职位和岗位的性别来决定的。就像美国也有很多全职女性，一些女权学者就很担忧，给全职女性的这些社会福利，其实就像温水煮青蛙，是把她们困在家庭里面了，对女性的职业成长非常不利，所以美国的女性地位在西方国家里是偏低的。

具体到中国，随着二孩增加，以及整个经济环境下行，生育之后辞职做全职主妇的女性越来越多，这其实是女性地位不断下滑的表现。中国全职女性的情况肯定就要比日本韩国差，因为没有任何福利保障。

第一财经：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未来世界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定都不容乐观，像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对女性地位或者权益是否会有影响？

侯虹斌：肯定会有影响。两方面，第一家暴率会大幅度上升，而且女性还没地方逃离施暴者，这方面已经有数据了，法国的家暴热线电话，在实施封禁管理后增加了36%；另外，疫情之下离婚的难度也增加。第二个影响更严重，相当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经济都会萧条，大量人口失业，女性的工作岗位可能就会萎缩。女性要是在这段时间生孩子休产假，影响尤其大。

第一财经：那我们该切实做点什么，才能真正帮助女性解决些困难？

侯虹斌：我觉得推动女性地位提升，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多一些女性进入核心岗位，比如公检法机构，以及职场高层。假设一个机构里有10个男性领导1个女性领导，这个女性其实很难发挥作用，甚至她的观念是跟男性同化的，比如她可能会参与打压女性，因为她必须跟上领导团队的价值观才能留在那里。但是如果一个团队里，有5个男性4个女性，女性的个体价值观就能凸显，并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位置，这时女性在就业、财产保护、社会福利上的权益才能真正得到提升。